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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今天来看，社团自治权已成为伴随社团大量兴起而产生的一项新兴权利，也符合宪法基本权利的基本特质，将其视为一项基本权利并予以充分保障势在必行。

目前的白皮书只能就行政执法问题提出意见，这受制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时代的公法性特征。

陈燕萍经验在城市空间的司法工作中应被正确地理解和应用，不宜一刀切。诺曼王对普通法的接受也绝不是因为它的最初五花八门的地方习惯法系统，而是这些普通的法律和惯例确实可以替代高昂的政治统治成本。但是由于现行宪法体制奉行党的领导和人大至上的根本原则，法院缺乏宪法司法化的政治权威和法律依据，更重要的是司法的地方化导致司法系统在解决地方社会纠纷上无所作为。青年学者杜蘅（网名）在其个人博客上贴出它没有国家的评论文章。第四，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狭窄，仅仅针对行政执法问题提出司法建议，法律论证和政策建议的空间有限。

（４）好经验的边界意识 陈燕萍经验确实是中国司法在当下重建过程中的具有典型性和饱满性的代表。英国宪法学界的讨论兴趣在两方面：一是为英国宪政模式定性，是否就是普通法宪政主义。以及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

总体而言，美国宪法学界对政治宪政主义的理论讨论主要兴趣在于提供一种关于宪政进步的新的解释框架，在建构功能上显得不足。以厦门PX事件和杭州开放式决策为代表的行政决策的民主参与模式显然具有制约行政权的宪法意义。实际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二元化已经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性事实，其表现为：官方——不断添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国缺乏系统而规范的的自然法框架，也没有强有力的宪法解释传统，法治（法律的统治）实际上日益成为规章乃至规范性文件的统治，司法的规范审查机制与能力几乎为零。

民间——自由民主（精英表达）+民本和谐（大众表达），以民为本、和谐社会是对民间意识形态中大众表达的回应——这是中国当代政治秩序基本稳定的根本原因，尽管群体性事件仍然处于高发状态。陈燕萍的司法经验属于常态司法经验，所建立的司法的人民性属于常态的人民性。

在具体制度层面，笔者基本赞同中国以政治宪政主义为主导的宪政模式，认为在既定国体与政体之下追求宪法司法化，建立一个纯粹的法治国是不可欲的，但须注意两点：一是日常法治仍需推进，政治责任限于重大部门与问题并逐渐限缩。最高人民法院在肖扬时代基本遵循司法职业化的改革路径，这是中国法治入宪、政治文明、法学界话语塑造以及社会纠纷频发背景下的一种理性化的制度尝试。这就预示着时代的公法性，需要公法思想、公法理论和一般公法知识创造性生产，以便满足政治社会结构性转型的需求。违宪审查的某种机制仍然可以依据中国的政治进程在政体的平衡设计中合法并合理地安置和发挥功效，后者并非本文的关注重点。

这显示出立法部门对公法立法的认识不清。就宪法领域，中国的人大至上和英国的议会至上具有形式的类似性。从各地法院的白皮书实践来看，制作过程首先是一个自我评价的过程，其次是建立了一种特定地区法院系统内部的法律研讨机制，有效整合了法院系统的审判和研究力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司法也曾经试图走单纯的职业化道路，建立形式主义法治体系。

更加详细的讨论参见法学所资料室编：《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具体而言：（1）宪法——政治宪政主义为主，建立中国宪法的程序性与责任性制度。

在此判断之下，笔者认为将白皮书公开符合法治原则和制度发展趋势，也有利于为白皮书制度提供社会动力。（2）行政法——面向行政过程，以公开性和参与性为特色，兼容形式合法、理性、民主性，促进行政过程的自我合法化和公共行政改革的模式转型。

[25] 基于上述原因，部分宪法学者将英国关于政治宪政主义的讨论引入中国学界，试图寻求某种面向转型宪政的新的理论建构。（四）立法与执法的脱节 改革三十年的法治成就，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大的立法成绩。知识之学在遮蔽真实社会的真实思想/理论需求之外，还可能遮蔽了司法伦理与政治社会伦理的沟通性，忽视或延误了中国司法在伦理层面的职业化及其成熟 [5]。7] 这与中国宪法的根本法结构序列有关，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以权利为基础的司法审查损害了民主的合宪性。在农村或城市化过程中的郊区，农民生活于半熟人社会，对于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专门化的法律服务比较生疏，习惯于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权力提出直接的伦理性要求，习惯于在权威主持下进行倾诉和沟通，并最终通过双方让步同时解决具体纠纷和后续交往的期待问题。

中国法治在象征性地摆脱人治之后，发现在自己的正面还存在着政治。一定程度上，重庆的唱红达黑也是这一重建司法过程的重要体现，以政治方法修补司法职业伦理建构的失败带来的政治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

诺曼王对普通法的接受也绝不是因为它的最初五花八门的地方习惯法系统，而是这些普通的法律和惯例确实可以替代高昂的政治统治成本。和谐司法理念经过古典奠基和现代传承，已经成为中国司法伦理的核心构成，它不仅要求法官具备法律专业技能，以法律语言和思维体现法律的伦理内涵和理性化优势，更要求法官时刻保持沟通意识，自觉通过具体的司法实践成为政治和民意的良性中介。

本人则体现为同情的理解，盖因中国之法治转型并非自成系统，必须植根于中国历史转型的大框架中，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构建和公民培养的大任务结构下渐次进步，而不可能借助规范主义的知识理论实现历史的跨越式发展。笔者对中国法治的现状是同情的理解的态度，一个文明古国的现代历史实践既不能被自由主义者以西方的规范图景横加指责并简单否定，也不能成为保守主义者与西方截然对峙的资本。

这两个二元结构正是法治寄生性的基本原因。龚刃韧式的法学家愤怒，等等。三是高全喜教授在文章中对自由主义的普通法宪政主义进行了重要的反思，认为仅仅依靠普通法司法理性是无法构建现代共和国的，而且也无法培养出现代公民——既无法立国，也无法新民，这种批评实际上已经带有共和主义理论色彩。高教授将政治宪政主义放置于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脉络里考察，将政治宪政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的关系由空间并置关系转换为时间递进关系，作为革命之后实现宪政转型的一种中间性质的理论和制度框架。

现代西方的司法理念建立在功利主义的报应论基础之上，强调司法的惩罚理性和司法过程的对抗性。法律不可能依靠技术而被信仰，但法律又必须被信仰，这是中国法治的尴尬所在。

陈燕萍工作法被概括为真心贴近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注重释法析理、真情化解纠纷，以西方职业法官标准，其中只有注重释法析理可被接受，而其他方面则一般被认为是政治官员的标准。市场经济原则和法治原则在上个世纪90年代相继确立。

比较英国法治，我们发现普通法本是英国本土民族对抗诺曼人的技术性武器，同时经由法学家的连续编撰和重述，成为独特的英国宪政的核心构成。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转试验推动了公有土地的权利化与市场化。

三十年的法治史就是一部法治自我解放的历史。之所以是理性而非理想的展望，是因为法治学说主要是一种实践性和保守性的学问，关注制度甚于主义。中国法治过强的实证性特征严重影响了对人权的深刻理解、接受与制度化。[22] 这样的论证，描述性超越规范性，很难与规范化的法律宪政主义相对抗或者对话。

从上海的地方试验开始，中国各级地方法院纷纷开展行政审判白皮书运动，取得了积极效果。（二）政治宪政主义的初步形成：解释与建构 宪政是中国法治的终极理想，司法审查也被法学家奉为法治主义的圭臬，宪法司法化就是一种美国式的司法宪政主义的理想性诉求。

深入调查研究是政治工作方法，是超越形式证据法的科学性要求。实践中，尽管重建人民司法导致了许多学者对于中国法治乃至于宪政的悲观情绪，但立法和行政过程却呈现出政治宪政主义的强势逻辑和制度发展的充足动力，积累了大量的制度经验，尽管也存在许多非制度化的行为和制度建构的严重不足。

•注意城乡司法环境的差异和司法侧重点的不同：陈燕萍经验的基本背景是农村转型及城市化，其诸多的具体司法工作方法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二是如何面向中国的社会与民众，通过司法实践将法律原则和精神发展为一种社会化的普遍精神，并在沟通过程中接纳中国文化传统的积极因素，奠定中国法治的真实的文化基础，笔者以为后者是中国法治生命力的永恒来源。